谋杀乌克兰的道德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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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摩尔：谋杀乌克兰的道德代价
作者：罗素·摩尔（《今日基督教》主编）
Russell Moore（罗素·摩尔）道学硕士毕业于新奥尔良浸信会神学院，博士毕业于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是《今日基督教》杂志的公共神学家与主编，並负责该杂志的公共神学项目。日期：2025 年 3 月 5 日
编译：临风
2025年3月10日过去几周，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调整了策略，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立场：在联合国决议上支持俄罗斯，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同时在电视直播中，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公开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很多人已经指出，这种做法对盟友关系、军事战略和外交影响的代价难以估量。但作为美国的基督徒，我们还应该思考，放弃乌克兰意味着什么——从道德角度来看，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同样巨大。
大多数外交政策的道德问题往往充满争议，甚至难以界定。鹰派和鸽派通常认可相同的理想和价值观，但在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上存在分歧。
然而，有时候，某些基本价值会受到直接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考验的不仅仅是国家和世界的安全，还有我们是否愿意与明显错误的行为站在一起的良知。
在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左派（或至少其中最激进的一部分）并不一定支持共产主义本身，但至少认同苏联，以及它所宣扬的平等和正义的乌托邦承诺。面对苏联的暴行报道，他们往往会说：“我不认同苏联的所有做法，但他们也没有被说得那么糟。”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这样描述这种心态：“民族主义者不仅不会反对自己阵营的暴行，甚至常常对这些暴行视而不见。”
他对自己时代的英国共产主义者尤为严厉。他指出，当时英国并不存在真正的革命情绪，也没有真正挑战现状的动力。
“因此，英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自然被那些精神上效忠苏联的人所掌控。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推动英国的革命，而是影响英国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于苏联。”奥威尔总结道，“那些直言不讳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只是伪装成国际社会主义者的苏联宣传人员。这种伪装在和平时期或许还能维持，但一旦危机到来，就难以自圆其说——因为他们需要为苏联的暴行寻找道德上的合理性。”
“每当斯大林更换盟友，‘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也要随之调整，”奥威尔继续说道，“昨天被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可能在今天就成了异端邪说。”
每次斯大林调整立场，都会引发道德上的巨大矛盾。曾经的“革命英雄”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审判席上的“敌人”。法西斯主义曾被定义为邪恶——直到希特勒与斯大林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等到希特勒与苏联交恶，法西斯主义才又重新变回邪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长期被揭露的事实变得无可争辩——比如苏联曾让乌克兰人挨饿，以及他们设立集中营、迫害并杀害持不同政见者。那些一贯反对反共的人，不得不在不否定自己信奉的理想、也不承认自己在道德上受损的情况下，找到方法来忽视或为这些暴行辩护。
历史学家马丁·E·马蒂（Martin E. Marty，上周去世）在研究 20 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宗教时，提到了唯一神教（Unitarian）牧师约翰·海恩斯·霍姆斯（John Haynes Holmes）1940 年的一次布道。这场布道题为“为什么我们自由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犯了错误”，充分展现了霍姆斯的痛苦和幻灭。
霍姆斯在当时是著名的“左翼人士”，多年来坚定捍卫苏联，认为它在追求公正社会。然而，希特勒-斯大林条约彻底动摇了他的信念。他坦言，为苏联辩护是他“人生中最深刻的幻灭”。他说：“我被欺骗、误导、羞辱，我最信任的人背叛了我。我对发生的一切感到痛苦和厌恶。”
马蒂在分析这段经历时写道：“[霍姆斯] 责怪自己和志同道合的同伴未能正确解读时代的信号。自由主义者在反对经济不公的同时，允许邪恶存在，即便‘我们心里明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
“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教条式的思维，认为只要目标正义，手段就可以忽略不计，”马蒂继续说道。“在霍姆斯看来，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撕掉了自由主义者最后一层自欺欺人的面纱，让他们不得不直面现实——他们本该更早认清这个残暴政权的真面目。”
如今，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类似的情境——一些人开始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辩护。这个由杀人犯和寡头统治的帝国主义政权非法入侵乌克兰，绑架儿童，屠杀乌克兰人民，而俄罗斯东正教会却为此喝彩，称之为“俄罗斯基督教世界对腐朽西方的圣战”。
过去曾坚定支持乌克兰的人，如今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调整自己的意识形态，以说服别人相信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不只是因为“部落立场”发生了转变。他们可能会说，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穿着战斗服而不是西装“很不礼貌”（但他们并不介意埃隆·马斯克在同样的场合穿着 T 恤和棒球帽）。
或者，他们可能会指责泽连斯基是“独裁者”，理由是乌克兰战时（按照宪法）暂停选举（但按照同样荒谬的逻辑，美国岂不是也是独裁政权？因为在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之间，并没有任何其他选举来更换总统）。
甚至有些基督徒指责乌克兰“打压宗教自由”——但几乎所有宗教少数派的证词都证明事实恰恰相反。真正迫害基督教福音派的，是俄罗斯；甚至连那些不完全顺从普京主义的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也遭到了镇压。
或许，最危险的观点——至少从道德层面来说——是那些认为乌克兰注定要失败的人。他们的论点是，乌克兰已经无路可走，因此自由世界应该站在最终的赢家一边，或者至少，不要做任何事情去阻挡俄罗斯的胜利。
如今，那些谴责乌克兰的人甚至不再假装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相反，他们似乎主张这样一种世界观：所有人都同样腐败、残忍，因此美国应该单纯按照势力范围来划分世界，而不去在意这个过程中谁被掠夺、谁被杀害。
政治学家马克·里拉（Mark Lilla）最近以完全不同的背景解释了这种道德观的心理状态，讽刺的是，他借助的正是俄罗斯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之一——小说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在他的许多小说中，我们会遇到一些看似邪恶的角色，他们其实只是深陷绝望之中。他们原本的善良被他人或不可控的环境夺走，”里拉写道。“为了应对这种创伤，他们说服自己，善良根本不存在，于是堕落成妓女、浪荡子、酒鬼或革命者，并沉溺于自己的卑劣行径。但当他们遇到真正善良的人时，他们内心的防线崩溃了，转而憎恨那些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第一个洞察这种心理的人。几千年前，《创世记》便记载了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该隐因上帝悦纳了亚伯的供品却拒绝了他的供品而愤怒，于是杀害了自己的兄弟。他以为这场谋杀已经成为过去，无人知晓，但上帝质问他：“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创世记 4:10，ESV）
耶稣最亲密的门徒之一，使徒约翰，在写给早期基督教会的信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我们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约翰一书 3:12）
从法律角度来看，乌克兰的领土属于乌克兰。从道德角度来看，乌克兰人民有权利保卫自己，免遭种族灭绝和土地被掠夺。
《圣经》中讲述了另一个被谋杀之人的故事——耶斯列人拿伯，他的不公正死去，正是因为他的土地被觊觎。
亚哈王想要拿伯的葡萄园，便向他提出购买的要求。但拿伯拒绝道：“耶和华万不将我祖先的产业给你。”（列王纪上 21:3） 亚哈因此“恼怒而闷闷不乐”地回家，直到他的妻子耶洗别想方设法诬陷并杀害了拿伯，好让亚哈夺取他的土地。
令人惊讶的是，有些人喜欢用“耶洗别”这个称号来嘲讽穿瑜伽裤的女性或主日学的女教师，而他们自己却毫不犹豫地为真正的耶洗别式罪行辩护，丝毫不觉羞耻。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策通常充满道德上的复杂性。然而，在这场冲突中，为显而易见的暴行辩护，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这种逻辑早已侵蚀了美国社会，它宣扬这样一种观念：只要有能力做到，就意味着在道德上是正当的——甚至更糟糕，它将道德本身视为“美德信号”（virtue signaling）或软弱的表现。我们已经见过，这种观念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对于基督徒来说，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你更愿意成为谁？拿伯，还是亚哈？亚伯，还是该隐？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无法决定欧洲战场的走向，但它们能揭示你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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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一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