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 今日美政】美国正在发生直接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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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今日美政 美国正在发生直接民主?
(关注美国，请登录今日美政网站 jrmz2.org，附有音频解说)
原创：Eric
2024年11月12日这个周末我还是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川普会赢得 2024 年的总统大选，而且川普的这次胜利是如此彻底，不但赢得了白宫，赢得了参议院，还很可能赢得众议院。最明显的证据是，川普赢得了普选票。川普的普选票得票率超过哈里斯两个百分点。
我在上周做了两期分析川普胜选原因的节目。一期是从原理上分析，为什么川普能够说服更多美国老百姓，让美国老百姓相信川普的谎言;另一期是具体分析了不同族群对于川普宣传的接受程度，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回头去看看上周的这两期节目。
而这个周末的思考，让我意识到美国的民主正在倾向于一种直接民主，而不是美国国父们竭尽全力要建立的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框架。而这种直接民主的倾向，并非是哪一个阴谋家的设计或者精英们的策划，这种直接民主的倾向，实际上是技术进步带来的。
我今天详细说说我的看法，抛砖引玉，激发大家的思考。因为我的这个观察美国民主的角度，似乎还没有人提到过。
我们知道，民主这个词，在启蒙运动之前，甚至启蒙运动中，都不是一个褒义词。民主被认为是暴民政治和混乱的代名词。对民主制度深恶痛绝的柏拉图将人民称作是 “无知的暴民”，在民主制度下，政治领袖必然倾向于迎合民众的短期欲望，而不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和真实利益。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把政体分为三种正义的政体和三种不正义的政体，其中虽然君主制是排第一的，但古代雅典基本上没有施行过君主制，所以这可以被看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一种想象; 排第二 的就是贵族制，而排在最后，最不正义的，就是民主制 (Democracy)。
为什么这两位大哲人会对民主制抱有如此大的敌视呢?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亲身经历者，他们生活的时代正好是雅典走向衰败的时代。他们非常清楚雅典在贵族制下的繁荣，和最后走向民主制之后的混乱。
而雅典政体的改变，也恰恰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早期的战争中，只有贵族才拥有马匹这样的作战工具，而当时战马的作战力和普通士兵相比，几乎就是现代的坦克碾压恐怖分子一样。所以雅典 一开始的政体就是所谓战神山议事会的贵族垄断政体; 但后来随着青铜盔甲和希腊方阵的出现， 步兵可以有效地遏制骑兵的冲锋。可以置办得起青铜盔甲的富裕平民开始有了政治权利的诉求。 在索罗改革和克里斯蒂尼改革之后，政治权力逐渐被转移到了 400 人议事会和 500 人议事会中。
雅典民主制度的改革还不仅仅表现在上层的这种权力分配的改变上。更重要的是公民大会权力的扩大。在早期雅典，公民大会其实没有政策的决策权，而且进入公民大会的雅典公民是有财产门槛的。但索伦改革之后，公民大会不但人数大大增加，达到了其总公民人口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 一人口，而且他们具有了实际的立法权和监督权;等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公民大会的权力达到了巅峰，成为了雅典最高的决策机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拥有 6000 人的会场来决定某一政策的制定，或者弹劾某一官员，那种场景是什么样的。这简直就成了煽动家的孵化器了。
从好的方面来说，雅典的民主实践是扩大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也给予了平民更多的政治权力。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雅典的民主实践是失败的。这种平面化的直接民主，使得煽动家可以利用 人性中最本能的一些冲动来煽动民众，以达成自己的政治主张。几乎无一例外的，煽动家们使用的都是恐惧和仇恨的方式进行煽动，这是最容易成功的煽动策略。雅典在后期由公民大会通过的 一系列荒腔走板的决策，比如对 Melos 的屠杀，这是因为煽动仇恨造成的; 比如说对叙拉古的远征，这是雅典输掉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关键的一次挫败，是通过煽动仇恨和贪婪造成的。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仇恨民主制度，是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这种直接民主的弊 端。
而民主成为一个褒义词，一个正义的政治制度的来源，是来自启蒙运动之后大家接受了 “主权在民” 的观点。即这个国家决策的权力本身就应该属于全体人民。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这个愿望建立的基础，是民众具有足够的智慧和理性，能够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但在现实中，这个条件并不具备。在事实层面上，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直接民主，把政策的决定权直接交给人民是如何毁掉古雅典的。因此，这种国家主权的实现，大家必须绕一个弯子。也就是通过洛克所说的 “经被统治者背书的统治权” 的方式来实现间接民主，或者叫代议制民主。
上面的论证，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比较熟悉的。现代民主必须采取代议制民主制度，而不能重复古代雅典的那种直接民主形式。但接下来的问题，就值得我们更深入地去思想了。
现代民主制度经常被称为是三权分立。但实际上，立法权和行政权是高度重合的。因为在民主世界里，行政即立法，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在议会制国家中，更是这样。所以接下来我会把这 两个权力合并，称为 “行政立法者”; 真正独立出去的是司法权，而恰恰司法者，在大多数民主国家 中，不是民选的(尤其是高级司法者，比如最高法院大法官)。所以在司法权这一部分，我们就不讨 论民主的情况了。我们集中讨论行政立法者的产生，如何实现代议制民主。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小村庄里，那么街头巷尾谁的品行好，谁的智商高，基本上大家都是了解的。 但在一个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中，这种信息完全不可能靠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播，这必须要依靠 一种工业化的力量来传递这种信息，这就是公共媒体。
因此，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说媒体其实是民主中的所谓第四权。很多人只是认为这个第四权是监督权和揭发贪腐的权力，但实际上第四权的重要性要远高于此。这个权力的提出者被认为是埃德蒙伯克，他曾经在英国的议会中说:“记者的力量比英国教士、英国贵族和下议院的平民三个 阶层加起来的力量还要大。”。换句话说，伯克认为媒体信息传播的力量，是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在考察一个政治制度的时候，就不应该仅仅考虑行政立法者是否是通过代议制民主选举出来，也不应该仅仅考虑司法权是否是独立的。我们应该把新闻媒体的信息传播权， 作为一个单独的权力来考量。因为很明显，信息传播的权力，将直接导致代议制选举中，选民到底 把票投给谁，选谁来做自己的统治者。被传播的信息，是选民做出决策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伯克说得没有错，信息传播的力量，是最大的一股政治力量。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具有大规模传播能力的媒体，是如何产生的?是谁在主导这个权力?传统 上来说是资本和知识精英。
这当然有很多弊端，比如说精英阶层会主导一些舆论的走向，他们甚至可能冒犯公众。比如说现在正在发生的同性恋平权运动，跨性别者的权益运动等等，在保守的美国社会中，这些舆论其实是知识精英们主导的; 资本也会主导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舆论，比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全球化可以 促进经济发展，放松对企业的监管，降低税收，让市场解决一切问题等等，这些舆论都更倾向于资 本获利。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些精英和资本主导的舆论市场，是不是更像雅典的战神山议事会? 更像 400 人议事会? 要进入这个社会舆论圈子，是有很高的进入门槛的。你必须有足够的资本支持，有足够的学历和见识让精英阶层认同，你才能进入这个 “议事会”，才能获得信息传播的主导权? 而反过来，现在的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的出现，是不是更像雅典的公民大会?进入门槛非常低，谁嗓门大，谁的说法更让普通民众喜欢，谁就更能主导信息的传播?
煽动家很难煽动战神山议事会，甚至很难煽动 400 人议事会，但他们很容易煽动公民大会。因为聚集起来的人群，更容易暴露人性中的弱点，贪婪、恐惧、仇恨，这些都是最能触动我们的情绪， 越是人多，这种效应就越明显。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右翼通过煽动排外和恐惧来说服民众，川普建 立的是族群之间的对立，难道左翼就学不会吗? 太容易了，别忘了共产主义就是通过宣传一种对立成功的。对，就是阶级的对立，财富的对立。大家想一想如果左派也学会了这种煽动，他们难道不能用现代传媒的手段，来煽动一次新的阶级革命吗? 美国现在的基尼指数那么高，贫富差距那 么大，难道激发民众仇富的本能很难吗? 如果这种煽动家如鱼得水的舆论场不得到改善，轮到左 派出一个超级煽动家的时候，美国就不会发生阶级革命吗?所以，现代传媒的崛起和传统媒体的衰落，在我看来，就很像古代雅典的行政立法权逐渐从贵族手中进入了城市贫民的手中的一个过程。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在现代的大规模陌生人的社会结构中，信息传递本身是一种极大的，甚至可以左右选民政治代议选择的一股力量，我们就必须去考虑这个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它自身是否采取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在很多地方我不同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看法，但在有一点上，我是同意这两位先贤的，那就是直接的民众民主，是最糟糕的一种政治形式，是最糟糕的一种社会权力。那么同样地，最直接的民众意见和民众情绪表达，是最糟糕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是最糟糕的一种信息权力。这种权力本身，也需要有某种代议 制。也就是说，获得信息传播的权力，必须和信息的质量是相关的。
这里核心的原理，就是如何屏蔽掉煽动家利用人性弱点进行的煽动。在过去，这种煽动可以被主流媒体的所谓新闻守门员的编辑们和主编们进行筛除。而如今技术进步之后，舆论市场实际上已经向普通公众开放。换句话说，在新闻和社会舆论这个第四权分支上，已经实现了雅典公民大会的机制。如何扭转，或者我们如何去适应这种新的第四权产生的形态，如何避免古代雅典已经发 生过的直接民主导致的失败，这是我们都需要去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去控制言论，我们不能去 禁止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也不能剥夺大家使用新技术新传播渠道的自由。那么，我们如何来避免在第四权方面出现直接民主的乱象呢? 这个问题，我有一些思考，但没有成熟的解答，我 很希望听听各位听众朋友的意见，也许我们能够找到一种真实的解决方法。
编辑：一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