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究竟是如何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 兼论与当前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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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John W. Teets, 一名美国退休律师，历史学家。（2026年8月18日）
2026年8月9日 — 第二颗原子弹投向日本的八十一周年—我读完了詹姆斯·布拉德利（James Bradley）的《中国幻象：美国在亚洲的灾难秘史》（The China Mirage: The Hidden History of American Disaster in Asia），书中有一部分内容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这在读书时是很少有的。
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先发一句牢骚，因为这句牢骚其实才是我提笔的真正缘由。
随便找一屋子美国成年人，问问他们二战中我们的对手是谁，看看会发生什么。不少人能说出德国和日本，这算是个开头。但会有相当多的人在意大利上犹豫，把苏联放到错误的一边，或者给出一个属于另一场战争的答案。我手头没有民意调查可以呈上，而且我也不会信任任何声称能就此下定论的调查。但这样的对话我经历过很多次，而且这种情形并不会随着年龄或学历的增长而有多大改善。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对自己的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是无知的—不是不知道那些琐碎的知识点，那还情有可原，而是不了解那一连串造就了我们今日国家的事件。
我在意这一点，是出于一个很现实的理由。一个说不清自己当初是如何卷入其最大一场战争的国家，也就无从判断它可能如何卷入下一场。而美国人对太平洋战争的记忆，几乎无一例外地始于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也就是说，晚了大约十年。1931年：我会把时钟拨到这里
多数教科书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定在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我会把时钟往前拨八年，拨到中国东北。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的军官在奉天城外南满铁路的路轨上引爆炸药，嫁祸于中国士兵，并以此为借口占领了整个东北— 一片比法国和德国加起来还要大的土地。几个月内，日本便扶植起一个名为“满洲国”的傀儡政权，由清朝末代皇帝出任其名义元首。国际联盟展开调查，发表了一份不承认这次征服的报告，却一无所成；日本干脆在1933年退出国联，把已经夺到手的东西留下了。
在我看来，那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的开端。一个大国以捏造的借口夺取邻邦的领土，国际秩序表达了不满，然后什么也没有发生。此后十年间的每一个侵略者都在看着。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是怎么走到那一步的。通往东北的路要经过朝鲜。日本在1895年从中国手中夺走台湾，随后用十五年时间把朝鲜从中国的藩属变成日本的属地，并在1910年将其彻底吞并*1 （*文末请看注解）。朝鲜给了日本一样岛国原本不具备的东西：一座通往亚洲大陆的陆桥，沿途有驻军、港口，以及一路向北直抵鸭绿江与满洲边境的铁路。1931年关东军动手时，驻朝鲜的日军越过鸭绿江前去增援—而且是前线指挥官擅自行动，未经东京政府批准。文官内阁是在决定作出之后才得知的，随后予以追认，因为拒绝就等于暴露自己实际上多么无力。
请记住这个细节。下级擅自作决定、政府事后只能承担后果，是接下来一切的主题—而且，正如布拉德利所指出的，这并非日本独有的现象。1930年代的自相矛盾
日本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始于1937年7月北平城外的卢沟桥，随之而来的暴行—尤以南京为甚—在美国的报纸和新闻影片中都有报道。 *2 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压倒性地强烈，且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而正如布拉德利用大量篇幅所论证的，这种同情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种幻想之上：一个正在变得基督教化、民主化、本质上美国化的中国。
下面这一点本应更广为人知。在那些年里，美国人一边谴责日本的侵略，美国公司却一边为它提供燃料。日本约五分之四的石油由美国供应。 *3 油轮在加州的港口—圣佩德罗、长滩、里士满—装上加州的石油，驶向横滨，而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就靠这些石油运转。随之而去的还有废钢铁和机床。我们的同情在一边，我们的出口在另一边，而这个矛盾整整十年间就是美国在亚洲的真实立场。1941年7月：没有人下令的禁运
这就要说到布拉德利书中让我真正感到震惊的那几章。
富兰克林·罗斯福对石油这笔账算得很清楚。他的海军顾问明确告诉过他，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并不会让日本收敛—只会迫使日本去夺取荷属东印度的油田，而夺取那些油田就意味着对美开战。因此罗斯福多年来一直拒绝全面禁运，把石油当作筹码，而不是断头台。
1941年7月下旬，在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罗斯福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这一设计是刻意留有余地的。日本的美元被锁住了，但日本可以申请许可证，释放自己的资金，继续以较低的数量和较低的品级购买石油。这是施压，而不是扼杀。这才是总统批准的政策。
接下来发生的事，是布拉德利的核心论点。这些申请被送到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是其中的关键人物，而这个委员会干脆就没有处理它们。没有宣布任何政策。没有任何一级有权作决定的人作出过决定。文件就那么搁着，许可证从未签发，石油就此中断。与此同时，罗斯福已经北上前往普拉森舍湾与丘吉尔会晤，参加大西洋会议，回来时满脑子都是大西洋和德国。按照布拉德利的说法，过了好几个星期他才明白，一项全面禁运—正是他多年来一直拒绝实施的那件事—已经以他的名义生效了。*4
到那时，罗斯福已经被自己的民意困住。美国舆论群情激愤，报界为这次封锁叫好，恢复对日供油会被报道成绥靖。于是，总统听任一项他并未选择的政策继续下去。
日本的时钟从那个夏天开始走动。日本储备的燃料大约够用两年，海军在作战条件下还要更少，而且储备每天都在减少。东京的选择缩小为：要么放弃在中国的战争—这对陆军来说不可想象—要么在油箱见底之前夺取东南亚的石油。近卫首相请求与罗斯福举行个人会晤；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他的顾问们阻止了这次会晤，坚持要先达成协议才能会面。近卫相对温和的文官政府在10月倒台，东条大将接替了他。11月26日的美国照会要求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而那时，日本的航空母舰已经出海了。
这里我想谨慎一些，因为我认为这本书值得一读。布拉德利把这件事说得比证据所能支持的更加斩钉截铁，而严肃的历史学家们对罗斯福知道多少、多快知道，以及他究竟是真的被困住了还是暗自乐见其成，仍有分歧。 *5 但关于禁运究竟是如何生效的这一基本叙述—通过从未获批的许可证，而不是通过任何人作出的决定—建立在扎实的研究之上，并没有受到严重质疑。一小撮官员一小撮官员，没有一个是民选的，也没有一个被授权制定国家政策，仅仅因为不肯在一张表格上盖章，就把美国和日本从对抗推向了战争。三次不同的袭击
1941年12月8日，罗斯福对国会说，前一天是“一个必将永载耻辱的日子”，并描述了一个在其外交官仍在谈和之际遭到突然而蓄意攻击的国家。那种背信弃义—不宣而战、毫无预警的攻击—成为美国参战的道义核心，并且此后一直如此。
现在把这一天与1904年2月8日的那一夜放在一起看：那一夜，日本鱼雷艇袭击了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鱼雷出膛时并没有宣战；日本在两天前已经断绝了外交关系，正式宣战是在袭击之后。这在本质上与三十七年后同一支海军在珍珠港的行动是同一套打法—突袭、趁其停泊、抢在任何宣战之前。这一类比并不完全贴切：1941年双方关系并未断绝，日本使节当时还在国务院。但海军作战的构想是完全一致的。那么美国的反应呢？西奥多·罗斯福大为高兴！他在2月10日写信给儿子小西奥多说，日本“是在替我们下这盘棋”，随后一年里他推动日俄战争走向一项确认日本所得的和约，并借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这一过程中，他悄悄默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以换取日本承认我们对菲律宾的控制。*6
同一个行为，同一支海军，在1904年赢得掌声，在1941年招致愤慨。改变的只是谁的舰队沉在了海底。而策划珍珠港的那些军官，成长于一支曾经因为完全相同的手法而获得奖赏、赞誉和国际认可的海军—而奖赏它的人当中，就有一位美国总统。
现在把这两次再与2025年的那个夏天放在一起看。那年春天，美国和伊朗已经举行了五轮核谈判，第六轮定于6月15日在马斯喀特举行。6月12日，总统公开表示他的政府仍然致力于外交解决；几小时后，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与军事设施，马斯喀特那一轮谈判再未召开。6月21日夜间，美国的B-2轰炸机向福尔多和纳坦兹投下十四枚钻地炸弹，并向伊斯法罕发射了潜射导弹，整个行动大约持续了二十五分钟。既没有宣战，国会也没有表决。而就在几个月前，我们自己的情报界曾评估伊朗尚未决定制造核武器—这一评估被总统公开否定。*7
我并不是把德黑兰的政府等同于旅顺口的俄国分舰队；至于伊朗的核计划是否值得动武，那是一场真正的争论，我不打算在这篇文章里作出结论。这里更窄的一点，是关于我们为自己标举的标准。12月7日之所以可耻，依据的是一个具体的命题：一个国家一面声称正在寻求解决方案，一面却在准备动手，这在道义上是根本不光彩的。那是罗斯福那篇演说的道义核心，而我们援引它已经八十五年了。这样一条标准，其价值恰恰取决于当发射鱼雷、投下炸弹的是我们自己时，它还值多少。6月21日伊朗并没有坐在谈判桌前，我不会假装它坐着；第六轮谈判早已取消。但它之所以取消，是因为轰炸开始了；而当我们自己的轰炸机起飞时，美国关于致力于外交解决的保证才过去九天。1904年我们为这套打法鼓掌。1941年我们成了它的承受者，称之为耻辱。2025年我们自己上演了一个版本，称之为审慎。我从中得到的
让我把我不想说的话讲清楚。我不是说日本是受害者。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是上个世纪最严重的暴行之一，对中国东北的侵占是赤裸裸的征服，随后是对华北的野蛮入侵，接着是南京大屠杀。此外，袭击珍珠港的决定是东京那些人自己作出的选择。一旦最后一届文官政府倒台，军国主义化的日本的贪欲便再无任何东西可以满足。
我要说的更窄，而且我认为更令人不安。我们自己走向那场战争的道路，并不是一条从清白到受害的直线。它经过了一位在1904年为突然袭击叫好的总统，经过了几十年间售出的、为我们所谴责的侵略者提供燃料的石油，也经过了1941年的那个夏天—一些名字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的人，仅仅因为没有办完手上的文书，就作出了那个世纪最重大的决定。这些都不是秘密。只是没有人教，因而没有人知道，于是我们继续相信，那场战争始于夏威夷的一个星期天早晨。
关于2025年6月，还有一件事我始终放不下。以色列先动的手，八天之后美国加入进来。在这中间，总统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强大推力。一派主战的力量—一些能够直接接触到他的评论人，以及一个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国会政党—希望谈判被放弃、轰炸机被派出。而他自己阵营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想要的恰恰相反，并且大声说了出来：在中东再打一场战争，是他的选民唯一不会原谅的背叛。他推翻了自己的基本盘，也推翻了本国情报界关于伊朗尚未决定制造核武器的判断。我不知道是什么推动了他，那个房间之外也没有人知道。他也可能根本不需要谁来推动：自2018年起，他就一直想让伊朗的核计划消失。但留给读者的那个问题，和1941年那几章所提出的是同一个，而且它并不是一个关于某一位总统的问题。当作出正式决定的人并不是真正作出决定的人时，一个国家究竟是如何走向战争的？*8*【注解： *1 中日甲午战争打于1894—1895年，以1895年4月的《马关条约》告终。中国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并放弃了对朝鲜延续数百年的宗主权。朝鲜在形式上被宣布独立，而这在实际上清除了制衡日本影响力的唯一力量：日本在1905年将朝鲜变为保护国，1910年予以吞并。日本在1895年也取得了辽东半岛，但被俄、法、德三国迫使归还— 十年后又从俄国手中夺了回来。
*2 937年8月13日，蒋介石把他最精锐的两个德械师——第87师和第88师——投入上海，对抗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德国对华军事顾问团始于1928年魏玛共和国时期，先后由冯·塞克特和冯·法尔肯豪森主持，直至1938年。）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不愿与日军交战，即便在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及其之后也是如此。布拉德利认为，促成这次交战的一个动机是公关——向美国公众展示“基督教的”中国正在反击。另一个因素源于前一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扣押一事；这位“少帅”是东北军阀，1931年失去了自己的家乡，其东北军想打日本人而不是打中国人。直到1937年8月，蒋介石都更愿意去打共产党而不是打入侵的日本人。上海失利之后，蒋介石基本上不再对日本中国派遣军采取进攻行动。这又是一个适合另写一篇文章的题目。如有兴趣，我强烈推荐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的《战火中国》（China at War）；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国在中国的十字军，1938—1945》（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与贾安娜（Annalee Jacoby）的《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以及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3 在1941年7月冻结令前夕，美国供应了日本石油进口量的约八成。关于这项贸易及其背后的金融机制，见Edward S. Miller，《使敌国破产：珍珠港之前美国对日本的金融围困》（Bankrupting the Enemy: The U.S. Financial Siege of Japan Before Pearl Harbor，2007）；以及Jonathan G. Utley，《走向对日战争，1937—1941》（Going to War with Japan, 1937–1941，1985）。*4 布拉德利对冻结令及许可证机制的重构，取材于此前关于1941年资产冻结的专门研究，尤其是乔纳森·厄特利和爱德华·米勒关于美国对日经济压力的著作。
*5 关于罗斯福是否暗自乐见其成这一可能性，不妨看看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在罗斯福的默许下——1941年4月一道未予公开的行政命令允许现役美国军方飞行员辞职、转而为外国效力——陈纳德招募了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并用从英国配额中挪出的P-40战机为其装备。这些飞行员名义上受雇于中央飞机制造公司，一个商业幌子。更引人注目的是，1941年7月23日，罗斯福批准了JB-355计划：一项用美国飞机、由美国机组人员打着中国旗号轰炸日本航运和日本本土城市的方案。它被后来的事态所压过，而飞虎队本身直到1941年12月20日才执行第一次作战任务。尽管如此，在那个“必将永载耻辱的日子”之前几个月，罗斯福已经为自己建起了一支私人的、账外的空军，并签字同意火烧东京。陈纳德后来在1946年与魏劳尔（Whiting Willauer）一同创办了民航空运公司（CAT），而CAT正是中央情报局“美国航空”（Air America）的直系前身。*6 1905年的这项谅解通常被称为《塔夫脱—桂太郎协定》，由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与首相桂太郎在东京达成。它不是条约，从未提交参议院，而且大约二十年间不为公众所知。这一插曲是美国外交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美国把朝鲜出卖给了日本，尽管有1882年的《和平、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即《舒斐特条约》——其中的“斡旋”条款被朝鲜人理解为一项安全保证。1905年朝鲜高宗皇帝派赫尔伯特（Homer Hulbert）赴华盛顿陈情时，西奥多·罗斯福拒绝接见他。这也是个适合另写一篇文章的好题目。
*7 五轮间接谈判从2025年4月持续到5月底，由阿曼斡旋；第六轮定于6月15日在马斯喀特举行，在6月12—13日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被取消。关于6月21日的美方行动——约125架飞机、七架B-2轰炸机、十四枚GBU-57巨型钻地弹打击福尔多和纳坦兹，以及潜射巡航导弹打击伊斯法罕——见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简报《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U.S. Strikes on Nuclear Sites in Iran”，IN12571）。我所提到的情报评估，是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2025年3月向国会作出的评估：伊朗并未在制造核武器，哈梅内伊也没有重新批准他在2003年中止的核武器计划。总统在6月公开否定了这一评估。损毁程度仍有争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方早期评估都认为，核计划被推迟的时间是以月计，而不是当时所宣称的“彻底摧毁”。 8 袭击前几天美国右翼内部的分裂有充分记录。史蒂夫·班农敦促总统直接质疑以色列的情报和内塔尼亚胡的警告；塔克·卡尔森、玛乔丽·泰勒·格林和查理·柯克则认为，卷入其中将背弃这场运动一向标举的反干预主张，柯克在6月12日警告说基本盘可能出现分裂。另一边，马克·莱文一直在敦促政府放弃核谈判；卡尔森指控他在白宫游说开战，而总统的回应是抨击卡尔森、点名称赞莱文。国会共和党人几乎没有提出异议。袭击之后，班农表示总统仍需要做些解释，说明为什么看上去是美国在替以色列干重活。】
